柳娟和一群同龄伙伴儿聚在一起，走家窜户地去拜年了。

我还小，只认得左邻右舍、直系亲属的两个大爷家，我带着柳莹和柳洁，只去大爷家拜年。

母亲用厚的长围巾把我们包裹好，一再嘱咐，要先去二大爷家（我爷爷奶奶在二大爷家住），要先给爷爷奶奶拜年，再给大爷大娘拜年，要鞠躬说过年好。

我们去了，按流程喊称呼，鞠躬，问好。

二娘给我们每人抓了一把瓜子儿，几块糖果，都放在衣兜里。我带妹妹又去了另一个大爷家，又得到一捧瓜子儿和几块糖果。

从院子里出来后，我们仨把衣兜打开，互相展示，非常开心。

“再去一遍吧”，柳莹提议说。

我和柳洁一听，觉得是个好主意。商量了一下，因为刚刚出这个大爷家的门，我们决定还是先去二大爷家。

一进门，流程又开始了，喊称呼，鞠躬，问好。

二娘说：“拜年，拜一次就行了，不用再拜了。坐炕沿儿上暖和暖和吧”

她把炕上的一盘瓜子儿推给我们，没有给糖果。

她又回头催促我堂哥柳峰给老祖宗磕头。

我和妹妹就坐在炕沿上嗑瓜子儿，等着我父母过来这里拜年。他们还在家里，村里的孩子们去拜完年后，我父母才会来奶奶这。

我二大爷家里，供了老祖宗。屋子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名字。

墙下方有一个供桌，供桌上摆着三个碗。中间的碗里放着沙子，插着三根燃烧的香。

两边的碗里分别放着糕点和瓜子儿糖果。供桌前放着一个跪拜的垫子。

我堂哥柳峰十四五岁，早早辍学了。

葛家屯儿像他这样大的孩子，几乎都不上学了。

他们很多都没有读完小学，就不再读了。就连村长家的大龙，家庭条件优越，读完小学，也没再读书了。

大人们总是说，认识点儿字，会加减乘除，过日子就够用了。

他们这一批孩子，只有柳多财的儿子——柳三斤还在念书，已经读高中了。他是葛家屯儿的一颗星星，一个人孤零零地向着高山攀登。

柳峰从外面拜年回来没一会儿。他走到供桌前，整理了一下衣服。

“光想着拜年去了，早上忘了给老祖宗先磕个头”柳峰笑着说，带着一丝丝羞愧。

他跪在垫子上，给老祖宗磕头磕了三个头。

“妈，我出去拜年了哈，我还没拜完呢”他吱会一声，推门出去了。

我从炕沿上爬下来，朝着供桌走过去，嘴里说着：“我也要磕头”。

“你不用，小子磕头，姑娘不用磕”二娘笑着说。

“这不也是我的老祖宗么？”我望着纸上那些名字说。虽然我不认识字，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但那肯定也是我的老祖宗啊。

堂哥应该磕头，我也应该磕头，我心里这样想的。

我这一问，把大人给问得尴尬了。

堂姐高调地支持我说：“就是，这不也是我们的老祖宗么？”

我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都笑了。

我爷爷说：“你想磕头就磕一个，没啥不行的”。

二大娘也笑着附和：“嗯呢，柳逸，那就磕一个吧”。

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学着堂哥的样子，在垫子上跪下来，像模像样地给老祖宗磕了三个头。

不一会儿，我的父母也来了，拎着点心和罐头。他们给我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又拜了老祖宗，闲聊了一会，带我们回家了。

很多时候，愿望总是在你翘首以盼的时候，时间无比的漫长。

当它来了，又在眨眼间不见了，只新鲜了那么一下子。

我们朝思暮想的新年，过了初一就完事儿了。

在大年初二，生活就恢复原样，饺子也不见了。

初三，我母亲带着点心和罐头去了娘家，她一个人去的，从来不带着我们。上午去，下午就回来了。

过了大年初五，我母亲说，年过去了。

可是在我们孩子心里，大年初二它就已经过去了。

年有没有过去，我们是以吃什么去定义的。

初七这一天，按照葛家屯儿的习俗，要吃面条，寓意新的一年顺顺当当。我们吃上了一顿白面条。面条儿就是仪式感，这一天有那么一点意思。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葛家屯儿也没有人吃元宵。

元宵是啥？不知道，没见过。孩子们只知道正月十五是个元宵节，问大人元宵是啥味道，什么口感，可是他们只是见过，也没吃过。

元宵节没有元宵吃，是个遗憾。但是这个遗憾，可以被夜晚的篝火弥补。正月十五的晚上，葛家屯儿家家户户都在“放火”，能把黑夜点亮。

天一黑，每家的院子里都点起篝火来。我父亲也在院子里，把苞米芯，放成一堆一堆的，洒上柴油，用苞米叶子点上火，扔到柴油上，火蹭一下子就起来了。

村里的孩子都来到户外，我们拎着罐头瓶子做的灯笼，吵吵嚷嚷地走家串户看火焰。

每户人家都会留两个炮仗，在正月十五晚上崩开，村子上空，噼里啪啦地响着。地面上，跳跃着的火苗，带着一些青烟，伴着孩子们一张张笑脸，那是春节的最后一场欢庆。

直到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孩子们回家睡下了，大人们把篝火的余烬浇灭，在葛家屯儿，年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