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盛接了银子，与母亲两个千恩万谢一番，转身去了。

尤盛走了，围观的人也“呼啦”一下散去大半。只因这些人与投诚之事或多或少有所关联，见官府真的兑现承诺，都赶紧跑回去通报信息。结果，这一天陆续来了十几个人，说明招安之策果然有效。自此，见官府此招并非诱杀，山贼中不少人便扛起木牌前来投诚。到第八天，胡岚检点木牌，竟然已收回二百余块！挨到招安限期截止，投诚者共有二百六十八人。此时徐阶思量，余下的山贼无疑都是冥顽不化之徒，感化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在招安过程中，徐阶、胡岚从投诚者口中已探明余寇可能的藏身去处，并招募到愿意戴罪立功者担任向导，于是，当即知会卫指挥使王畿，即刻发兵征剿。由于山贼已被招安大半，实力大损不说，心态也被涣散得失魂落魄、斗志全无。官军进剿后不出十日，捕获贼魁郑仰新等二十余人，余寇作鸟兽散。郑仰新被打入死牢，只待秋后处决。

为患多年的山匪被事半功倍地一举根治，徐阶的政声在官场上传扬开来。但延平府真是个多事之地，还有一块比剿匪更难的“硬骨头”等待着他，这就是治理银矿盗采。

有明一代，银子是金融领域身份高贵的矿产“宠儿”。中国开始使用货币在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史记·平准书》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以来久远，自高辛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汉书·食货志》载：“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兴自神农之世。”《初学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

充当货币的物质先后有贝类、铜、金、银、绢帛、纸币等，但贝类作为早期货币只昙花一现；金、银由于稀少，长期难当流通主货币之责；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及储藏等缺点而遭到淘汰；只有铜币，兼具产量充足、方便携带及储藏、难以仿造等优点，在很长历史时期中几乎独力承担了货币流通重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巩固中央集权措施，包括统一货币。规定货币分黄金、铜钱两种，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铜钱为下币，币面铸“半两”字样，表明每枚币重半两，称“半两钱”。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唐高祖废五铢钱，铸通宝钱，使钱币名称与重量分离，进入“年号钱”阶段。

到宋代，商业的发达要求有大量轻便货币相适应，铜钱笨重不便，极大阻碍了商品交易发展。宋真宗年间（公元998年至1022年），成都有十六家商号印制名曰“交子”的纸券，代替铜钱流通，即最初的纸币。由于是私人发行，故称“私交子”。但因信用度低，不久被朝廷禁止，并在四川设置益州交子务，负责交子发行，称“官交子”。1276年（至元十三年），元世祖收兑江南流通的纸币（南宋的关子、会子），禁用铜钱，发行中统钞，统一了全国纸币。

纸币虽方便流通，但却有着容易因滥发而严重贬值的天然缺陷，宋、金、元各朝都没能避免纸币反复恶性膨胀。明朝也不例外，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时，每钞值铜钱一千文（一贯）或银一两（但严禁民间使用白银），每四贯值金一两。此后，朝廷屡次增发宝钞，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间重钱轻钞，每钞只能兑铜钱一百六十文；及至成化年间，每钞仅能兑铜钱一文，即通货膨胀达到一千倍！

然而在此期间，白银却悄悄占据了货币流通舞台。

西汉以前，白银多用于制作工艺品，到东汉后，市面上偶尔可见其作为支付货币。究其原因，主要是数量较少，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要。但这种情况因郑和下西洋发生质变，船队带去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具有极高价值，使外商趋之若鹜。同时，弘治年间，明朝金银兑换比例为一比六，而西洋是一比十二（日本为一比十）。由于这两个原因，使大量白银流入国内，支承其在纸币贬值情况下与铜钱一并担当起流通主货币职责，而这一状况又刺激了银矿开采乃至盗采。

明初，朝廷允许民间少量私采银矿，只要课税即可。但随着白银成为实际上的主流通货币，巨大利益使朝廷收紧了开采权。宣德年间，朝廷设立开采银矿官局，严禁私矿，并制定“私煎银矿罪”，凡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处以极刑，全家迁居化外；聚众偷挖者发配云南边卫充军。

福建是明朝银矿传统产区，而延平府又是银矿富集之地，矿山不下几十处，以尤溪县为多，规模较大的有银沙坑、银屏山等。其中，银屏山是延平府辖区内最大银矿，由银场局监矿太监莫尤负责管理。这位莫公公自己从中大捞特捞，又让义子许苟在银屏山周边盗采，大发横财。许苟还在盗采中几次酿成惨案，死了十五名矿工，闹得民怨沸腾。

徐阶召集同知阎洁、经历何子明、税课司使燕南、司狱司主官孙凯等有关官员探讨整治盗采银矿事宜，但得到的意见不是强调困难，就是主张拖延。他心中明白，官员当中有不少在盗采中得了好处，不想断了“财路”，自然对治理持消极态度。

于是，他顺水推舟地笑着说：“诸位言之有理，好吧，此事容本官深思熟虑后再做商议。——李大人来信说他养疴颇见成效，不日或可复职。既然如此，等他回来再筹划此事也不为迟晚嘛！”

众人纷纷赞同，一身轻松地四散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