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曰，有。

东坡道，鲁山道州，就是先例。

辅之一笑说，赖古多此贤。

陈辅之这种陶渊明式的不解世事，饿着肚子还作着这样的诗，以为古先贤就能使人饱腹的人，苏东坡认为他虽然孤介寡合，但是却学行甚高，诗文过人，甚至还向朝廷举荐他出任学官。我们知道，在苏东坡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中，这种独立于世外之人倒是还占有一定的比例。

元祐五年春。

水旱交替的杭州城，突然间瘟疫四起。

知州苏东坡随即以官家的名义设立了安乐房，命医官为疫者治病。其中有一种叫《圣散子》的验方，因服用后而治好保全性命的不计其数。这个药方所用的配方都是很平常的草药，大约每一千钱就可以配置一千副药，一千副药就可以治愈一千人了。

苏东坡还招募了一些佛家信徒在楞严院中配置此药，从立春后开始向众人施舍，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那些凡是报名做此善事的人，都可以直接把钱物送到本院来，以便集合众人之力使这一善行可以长地久维持下去。

徐州的“云龙山人”张天骥，不远千里来到钱塘来见朱定国（字兴仲），顺便来拜访东坡先生。由于喜爱这里的风物，遂欲举家迁到这里定居。谁知，春尽思归，张道人是一会也不想在这待了。东坡先生写诗戏之曰：

羡公飘荡一孤舟，来作钱塘十日游。

水洗禅心都眼净，山供诗笔总眉愁。

雪中乘兴真聊尔，春尽思归都罢休。

何事却寻朱处士，种鱼万尾橘千头。

两浙路分司刘季孙（字景文）藏有一幅《王子敬（献之）帖》，章惇数次想据为己有，但刘季孙始终不肯忍痛割爱。苏东坡、秦观在看了之后，虽没有生出夺人之美的念头，倒是都在后边作了题跋。

后来，刘季孙死后，其子竟以两千贯将其卖给太原的知州王防父。

应舍人王棫之子、汴京人王直方的小妾之请，“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为其赋《江城子》。东坡先生知道王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

时任福建闽漕的曹辅（字子方），给东坡先生寄来了当地建溪壑源的试焙新芽，这在当地可是上好的东西。因为当北苑茶被选为贡品后，当地市场上已经没有了北苑茶踪迹。惟有壑源诸处私下焙制的茶叶，其绝品几可匹敌官焙。可能是因为壑源与北苑为邻，山阜相接，相隔距离才二里余，所以其茶才香甘可口，在诸私焙之上吧。

富阳令冯君原来在黄冈任过职，在苏东坡与他相唔的时候，偶然间见到了自己当年赠给段屿的字。那年冬至，苏东坡得到黄冈县主簙段屿所赠的一方歙砚，所以回赠了自己的一幅字为谢。

春日里，东坡先生还带着刘季孙往龙山真觉院赏了枇杷，还在张先的诗集后题了跋。

苏东坡在祭祷了吴山水仙龙神后，开始了动员兴功开西湖的壮举。此时的杭城百姓都“父老欢悦”，东坡先生也意气风发地赋《南歌子》以抒怀。

此时的杭州已得到朝廷恩赐的度牒一百道，易钱米约共一百余贯石，以此来招募民夫，便可得十万功，所以作为知州的苏东坡才会有底气召开这样的动员会。一时间，“农民父老，纵观太息，以谓二圣既捐利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馀弃，兴久发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岁，盖有泣下者。”

据说，当兴功开西湖的决定发出后，“吏民踊跃从事，农工父老，无不欢悦”。

元祐五年的端午当天，杭州的民众与游人齐聚钱塘门外的十三间楼，这是苏东坡经常与民同乐和现场办公的地方。

这天，西湖已经开始清淤，想到不久的将来西湖将会恢复到唐时的规模与盛况，东坡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的激动，“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他遂作《南歌子》以贺。

赋完诗词，苏东坡又趁热打铁地向朝廷的三省起请开西湖的六条状，准备大干一场，可是朝中也有不同意见。比如，转运司勾当公事、陆游的祖父陆傅就持有异议。

据说后来的绍圣年间，章惇为相，曾力荐陆傅为谏官御史，老陆遂被哲总召对。

陆傅当时想，章惇肯定会向朝廷说他与苏东坡在钱塘二人不合的事，就如实上奏哲总道：

臣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日，苏东坡知杭州，当时修葺公廨及筑堤西湖，工役甚大，臣谓其费财动众以营不急，曾劝止。苏东坡遂怒怼郡官道，此举一二事，与诸监司议，皆以为然，而小丐辄呶呶不已。小丐盖指臣也。然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徙者颇众，臣所争亦未得为尽是。

哲总听后默然不语。

章惇闻之亦不悦，以故（陆傅）仕卒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