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和东厂相互勾结，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实际刘守有对张鲸的顺从也是“倒张”运动的附加成果之一。

刘守有原是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张居正在位时他自然是顺风顺水，到了张居正死后，刘守有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也跟着被弹劾。因此刘守有在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后期，几乎一直被张鲸压制，使得锦衣卫事事只能顺着东厂行事。由于东厂历来被后世所诟病，所以刘守有的名声并不太好。

至于第三个原因，就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山西介休范氏还远远未达到范永斗时期的豪商水准。

晋商在边疆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开中法”政策的实施，山西商人们利用运输便利、靠近边防的优势，通过贩盐贩粮，不断逐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辽东马市不过是大明绵长边境线中的一环。

何况自隆庆开关以来，当时任宣大总督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广招四方商贩参与贸易，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更为优惠的条件。去张家口贩运粮食、盐、茶、缎布、杂货的内地商民中有一大半是山西人，在辽东进行商屯、开设商铺的商人之中，也有一多半是山西人，后来的“八大皇商”在万历二十二年的众多辽东晋商之中根本不算起眼。

且山西介休县地处南北通行孔道，因此历来是出外经商者多，因经营对边疆贸易致富者多，范氏不过是顺应当地民风的其中一家。这样的人家在万历朝前期的汾州府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率先去塞经商的范明完全是隆庆时期的政策产物，在汾州府甚至都排不甚么名号。

朱常洛觉得，倘或有谁在万历二十二年时告诉范明，说他的儿子和范氏家族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范明肯定以为那人是在胡说八道。晚明的晋商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东林党的江南商业集团。他范明不过是这个集团中的最普通的一份子，要真正地算起账来，这明朝灭亡的原因怎么算都算不到他头呀。

朱常洛很清楚范明是怎么想的，他也可以肯定，去山西执行任务的冷墨和王磊也都是这样想的。皇长子要真想同晋商算账，怎么会单单地去抓一个范明呢？再说皇帝才因为顺义王嗣封礼成而荫了王崇古的一个儿子，怎么会毫无征兆地就突然同晋商翻脸了呢？

朱常洛可以想象冷墨和王磊的满腹疑惑，也正是因为有他二人的这种满腹疑惑，朱常洛才能在下达指令的不到一个月后就见到了范明。

万历二十二年的范明尚且年轻，只见他身穿粗布短衣，头戴小帽网巾安静地在殿外等待，朱常洛想了想说：“让冷墨把他带到二舅的新宅子，先生同我一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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