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有错误就要大胆的承认，承认后就认真的改正，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约翰，这是激素和抗生素的作用。因为人口众多，对食物的需求量太大，为了保证数量和利润，有时候，很多人不得不使用激素和抗生素。”

约翰听傻了。

要知道，在瑞典，对抗生素的使用，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夸张点儿说，不感染，一生都不会给患者用抗生素的。

患者需要使用抗生素时，需要护士化验血液，有针对性的使用抗生素，使用广谱抗生素是不存在。

在药店，抗生素也不是随便购买的，需要医生的处方才可以拿药。

可是在这里，居然每天都可以吃，甚至每种食物里可能都含有，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

“石心，我要哭了，这里面还有什么坑没有？你一口气都告诉我，我好有个准备。”

“应该没有了，也就是这些，雾霾你肯定已经体验到了，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然而，我错了。

文化的巨大不同，给约翰带来了另一波巨大的冲击。

约翰到达龙州市几天后，穆林就挑了一个最好的本科学生，给约翰带。

瑞典的教育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瑞典是启发式教育，问题的设定都是开放式问题。

在问题的讨论上，学生有绝对的选择权。

老师和学生之间多半都是在讨论，老师和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共同进步。

学生上课前，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学生需要独自寻找他们所选问题的答案。

寻找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学生要自己去搜索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分辨文献资料的质量，筛选使用可信度最高的文献来支撑他们的观点。

这些事情对于约翰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在市理工就不一样了，从小到大，市理工的学生们，所接受的知识都是老师一口一口给灌进去的。

学生们做的，都是老师和家长们要求的，老师和家长的答案也永远是对的，他们只等着别人来喂，没有自己的观点。

所以，在学生们读硕士之前，根本不知道文献是个什么鬼。

更有甚者，就算已经读了博士了，却还都不知道如何合理的做文献回顾。

所以，每次约翰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会一直用渴望的小眼神望着约翰，等待着答案的揭晓。

约翰询问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只会微微一笑，默不做答。

这让约翰很苦恼。

“石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和学生没有办法交流，市理工的学生更像是聆听者，我说什么，他们都会记到小本子上，自己没有任何想法。我就像一个演说家，独自表演。”，约翰苦恼的说。

“这个，是教育造成了，他们习惯了从小逆来顺受了。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可悲的是，很多学生都没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太可怕了，难道他们从小就是听别人讲话长大的吗？难道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这让我想起了我中学时候的一个小片段。

我的数学一直很优秀，从中学开始就是。

那时候的数学分几何和代数。

记得又一次，老师讲解一道比较难的代数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方法，比老师讲的更简单。

我就举手跟老师说，这样做也可以。

结果，老师的反应，直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老师直接掀翻了我的桌子，接着一脚一脚的把我踹出了教室，一边踹还一边说，“就你会！就你会！你会你当老师吧！你讲吧！”

可能是我遇到的老师太极品了吧。

不过，我这个人的点儿比较背，因为从小学到博士，我遇到了很多的极品老师。

可能是我上辈子试图毁灭地球来着，这辈子才会给我这么大的报应吧。

“这个就需要慢慢的启发了，市理工的孩子还是很聪明的，我相信，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很快就会懂得怎么样和你进行讨论的。”，我鼓励约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