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定国效仿“关羽、张飞、姜维”，将自己与永历皇帝以及南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定国入主云南后，他以永历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所有事务皆宣称是遵循天子诏令行事。尽管永历皇帝因自身性格懦弱且顾虑重重，依旧规定“兵马总归晋王（李定国）执掌”，官员的任免也全权交由李定国决定。然而，李定国却始终以南明“忠臣”自居，坚守着“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的原则。

不仅如此，李定国还打破了大西军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惯例，将至关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由沐天波掌管，目的是镇压“内贼”。而这些所谓的“内贼”，正是那些曾经与大西军并肩作战，如今却对他表示反对的战友。

更为严重的是，李定国竟然默许了沐天波率兵擅自行动，导致了大西军将领王尚礼的惨死。

王尚礼，曾经是孙可望的心腹爱将。然而，在李定国与孙可望关系破裂的关键时刻，他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和胸怀。他毫不吝啬地向李定国伸出援手，试图化解双方的矛盾，维护大西军的团结。然而，李定国却对这份情谊视若无睹。他任由沐天波率领军队肆意妄为，将王尚礼逼入绝境。最终，王尚礼不幸被杀，成为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一举动，令大西军中的名将白文选、冯双礼等人深感痛心与失望。他们无法理解李定国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对曾经的战友痛下杀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寒意，对未来的局势感到迷茫和担忧。

李定国的这一举措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和议论。有人认为他此举是为了维护南明的稳定，展现自己的忠诚；也有人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是在借机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然而，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李定国似乎都不为所动，坚定地执行着自己的决策。

在孙可望时期，大西军依旧沿袭着明末农民军“右武轻文”的淳朴传统。然而，后来李定国掌权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居然大规模地任用南明官员，其中包括马吉翔、内侍庞天寿、龚铭、金维新等人。永历朝的腐败之气迅速蔓延，很快就侵蚀了李定国和他所领导的大西军。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也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永历身边的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一职，这一任命犹如一颗巨石投入湖中，在内部激起千层浪。原本平静的局势瞬间被打破，纷争和矛盾如潮水般涌现，内讧四起。

而曾经出卖过李定国的马吉翔，却凭借着他的巧言令色和谄媚奉承，大力拍李定国的马屁，不仅成功地躲过了这场风暴，而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大西农民军的那些老人旧人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的地位日益沦落，昔日的荣耀与尊严渐渐消逝。李定国对他们的进一步迫害，更是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曾在孙可望掌权时期救济了李定国老营的王尚礼，如今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含恨而死。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一大批大西军将领，也被降职削爵，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刘文秀的郁郁而死，更是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的部将陈建、邹简臣在李定国下令逮捕后，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逃亡四川，寻求一线生机。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如今却分崩离析，各自飘零。

南明的官僚勋贵士绅们，本来就对广大的大西军将士心怀强烈的仇恨。在李定国的支持与纵容下，他们变得更加猖狂，肆无忌惮地欺压和剥削大西军的将士们。此时的大西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曾经那支充满斗志和战斗力的队伍。

大西军完成了封建化的转变，其首领们逐渐融入了官僚士绅地主阶层。这种转变使得大西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不再是为了推翻腐朽统治、争取人民权益而战，而是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无怪乎时人会欢呼：“李定国入滇，朝政一新，衣冠复振矣！”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南明政权此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别说统一天下，就连与清朝划江而治都异常困难。国家尚未统一，南明政权却开始大力打击军事将领，任用那些腐朽堕落且喜欢党争的前朝官员。这种短视的行为，必然导致大西军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尽管李定国在战场上连续取得了对清军的重大胜利，但他终究无法挽救沉沦的南明政权。可以说，后期的李定国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大西军首领”，他更像是一位与史可法、文天祥等并列的英雄。他们都为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然而，南明政权所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悲剧英雄。他们需要的是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能够统一天下、建立新王朝的首领，或者是像于谦、岳飞那样能够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绝世将领。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够带领南明政权走出困境，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而当大西军结束内战，又陷入了朝廷之中的党争之时，整个局势变得愈发错综复杂。此时，已经统治了华夏绝大多数省份的清廷大军终于集结起来，他们犹如一头凶猛的巨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元气大伤的政权。

李定国，这位南明的最后支柱，独自面对着这股强大的力量。他试图振作士气，组织抵抗，但面对清廷大军的凌厉攻势，他感到自己的努力如杯水车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南明的领土逐渐沦陷，连云贵川都无法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