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轮班匠”和“住坐匠”这两种劳役外，其余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支配。

虽然，还是有很多时候不自由，相比起我们的先辈，我们已经算幸福很多了。

我们在身份上都是老子死了，儿子补上去。‘

像我年幼的时候，就被征入朝廷的内府瓷工局学习手艺（苦工），他们称我们为“幼匠”。

在旁人看来，我们匠户可以免除杂役，让人羡慕不已。

但一点点杂役又算的了什么呢？

我们的正役和杂粮还是样样该做的做，该交的交。

最让人气愤的是，那些管我们的工头还要对我们进行压榨。

当然，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

无数的我的先辈们通过消极怠工、故意多耗资材、质量低下、逃跑等方式来表达我们匠户的不满。

直到嘉靖年间，官府对于我们“轮班匠”才予以银两进行雇佣，稍稍让我们有了一点进项。

关于对匠户制度的改革，我们是极为拥护的。

因为，很多读书人都说，这个改革是必然的，是为了适应新时期下的发展需要。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匠户制度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制度，也是一种很落后的生产方式，不管是我们匠户，还是官府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

市面上越来越繁荣，不论是大明境内，还是海外番夷，对丝绸、布匹、瓷器、首饰以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这些人们狂热需求的商品都是出自我们匠户之手。

如果，还是按照原来洪武皇帝规定的匠户制度，大家都没有生产积极性，当然产量和质量会很低，影响官府和手工作坊的收益。

皇帝以及官府只有自己的利益受损，才会有所行动。

嘉靖年间，文官们搞出了“以银代匠”的制度。

这个改革虽然减少了我们的劳役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放我们。

我们还是匠户，只不过是自由时间多了一些的匠户。

我们依然需要为官府付出自己的劳动力。

在我们匠户老老实实地遵守“匠班银”制度时，却发现那些贪官们在私吞我们缴纳的银子。

这些银子并没有用来购买原料，也没有用来整修作坊，而是进了那些贪官的口袋。

官府没有钱用来雇佣旁人进行生产，只能再把我们这些匠户召回去，填补他们劳动力方面的空缺。

在我看来，这是个有点没必要的改革政策，纯粹是在折腾我们匠户，并搜刮和压榨我们的钱财。

唉，可能是匠户制度的弊端还没真正触及到朝廷的核心利益吧。

我这些最底层的匠户只能遵守规定，匠户制度彻底变革那一天，看来我是没办法亲眼目睹了。

说来也是可笑，活了三十多年，到了这座叫启明岛的地方，他才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匠人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这里的管事老爷不仅给的薪酬很高，一个月六两银子的薪俸，而且还管吃管住，没有打骂，没有苛待，说话待人也是和和气气的，让人感到莫名的舒服。

在临来之前，他们还一次性地支付了一年的工钱。

有了这笔钱，不仅家里的日常开支有了一定的保证，即使在老父亲和兄长遇到“轮班匠”和“住坐匠”征发的时候，也能拿出“匠班银”来打发官府的召唤。

嗯，只要给了钱，官家是不管你这个匠人来不来。

再者说了，他一个陶匠，哪里入得了官府的眼，乐得拿了你缴来的“匠班银”塞入荷包，管你去了哪里。

要是这里过得好的话，到时候不妨偷偷地将家人也接来。

都是过日子，谁对我们好，谁给的工钱多，谁让我们吃饱饭，自然要跟着谁。

而且，瞧着岛上这些管事老爷做事颇有章法，又是屯田种粮食，又是搞作坊手工业，俨然是自立割据一方的架势。

若是，我们早早跟着他们，是不是在获得优渥的待遇同时，也能混个“从龙”之功？

嗯，就像东番岛（今台湾岛）上的那位郑一官，据说也是对治下移民和工匠极是体恤，引数万福建乡民争相渡海以投，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好日子。

或许，我们这些大明的匠人只有跑到海外来，才有可能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