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安徽淮北某地要新建一座县城，号召农场职工去支援，马树成的家乡就在那里，就来和我父母商量：“我老家就在那里，条件要比农场好一点，你嫂子和茂英也可以给安排工作，总比给人家打零工强吧？我们两家一起过去，也算扎根了。”我父母想两家平时的关系就非常好，到那边也有个依靠。就同意了。破家值万贯，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两家也装了满满当当的一卡车，车是农场给工作调动的家庭提供的。收拾停当，就出发了，我家五口，老马家四口。四个大人和两个大点孩子座在车厢里，三个小点的孩子挤在驾驶室，就这样一路欢声笑语的出发了。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天，那时候的路啊，真正难走，终于到了。

郭新元被安排到机修厂，担任工会主席。那时候的工会主席是要参加生产的。马树成被安排到机修二厂，王茂英和蒋英则安排到食品厂报道，这是被招工了。王茂英和蒋英两个高兴坏了。住的地方也安排好了，我家在机修厂宿舍分了两间房，老马家在二厂宿舍也分了两间房，比农场的时候的一间房可宽敞多了，两家分头行动收拾行李，先安顿下来再说。

到了一个新地方要落户口，管理户籍的民警问：“王茂英是什么户口？”。我父亲说：“在农场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她和蒋英家是一个镇上的。”民警说：“那就是城镇户口，好的，把孩子们的户口一起落上。“民警想起了什么：“哦，还有，她的出身呢？”文革时期对个人的出身，看的非常重，“从小被人抱走的，是被我岳父家收养的，我岳父就做点小生意，家里很穷，是贫农。”郭新元回答道。“好，贫农。没有什么了。”民警在户口本上盖上章。递给郭新元：“欢迎落户在我们这里。”

转眼间时间来到一九七二年，这一年我和弟弟出生了，我和弟弟是双胞胎。家里一下成了九口之家。之前小姐小霞，二哥小伍都已经出生。九口之家对于我的父亲郭新元，母亲王茂英来说，压力更重了。后来我问我父亲，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啊？我父亲说，我是个孤儿，你母亲是别人家收养的，遇事也没有一个亲人帮拿个主意。我和你母亲就商量好了，多生几个孩子，让你们以后有个能互相依靠的人。是啊！我的父亲母亲从小无依无靠，受尽了屈辱，有些地方还是排斥外地人的，像这个淮北小城排外思想就很严重。很多外地的知青待不了多久就纷纷找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回去。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就不排外，现在还能遇到很多知青已经融入到这座城市。

讲一件非常有趣的小事，七十年代末期已经改革开放了，机修厂已经关闭，改建成糖厂了，我家在家属区的最后一排最东边紧挨着糖厂的大门，我父亲找人东边这间房子向东开了个门。挨着墙角搭了间简易的厨房。每到糖厂收甜菜的时候，（现在我们吃的是甘蔗榨的糖，七十年代大多还是用甜菜榨糖。）送甜菜的农民，或赶着驴车或依靠人力拉着架子车在糖厂门前等待收购。要很长时间呀。每到饭晌，就会有老乡来到我家，问可不可以用下我家的锅灶烙饼。“不对！淮北那边叫馍，烙馍”我母亲总是会欣然答应，那时候乞讨的人也有很多，到别人家也就给个馍馍或给点剩饭，（也别怪人家。那时候有几家日子好过呦。）到我家母亲定会把他请进家里，座在饭桌旁，好生吃好。我母亲说，自己小时候也讨过饭，也遭受过别人的白眼，那滋味不好受！还是来说甜菜。老乡都是自带粮食，甚至还带了柴火，只是用下锅灶，用完洗好，总是会留下几个馍馍，那时候我和弟弟还小，总是感觉他们的馍馍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