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祖家将”的地位由上可知，辽人在关宁军初创阶段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那么被界定为以祖大寿为核心人物，以辽人兵将为主要成员的“祖家将”，就无法在关宁军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祖家将”的核心人物祖大寿为例，祖大寿是辽东宁远卫人，其父为晚明名将祖承训，但祖大寿并未因出身名将之门而获得庇护。万历四十三年（1615），时名祖天寿的祖大寿曾因事而被判处斩监侯，但没有受到处罚。随后，祖大寿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中军。辽东失陷后，他率领避难兵民走觉华岛，《两朝从信录》载有时任辽东巡按御史方震儒奏疏一封云：

前月二十日，据监军道邢慎言等密禀，据回乡言，奴贼四外搜粮，今觉华岛尚有米豆二十余万，人民数万，船只器马无数，今祖天寿据而有之，旦夕与贼通，此山海剥肤之患……臣从芝麻湾票（泊）船，写牌十数道，一谕祖天寿，晓以利害；一谕溃回兵将，示以宽政；一谕岛上士民，激以忠义。又访闻祖天寿之婿吴良辅者，见在石门，臣自遣良辅同国卿往说之……天寿一见良辅，且闻臣在船上等候，不觉痛哭，生员数千百人见臣谕帖，亦哭，遂纠众投顺。

此时的祖大寿不仅是一名逃将，还曾被怀疑与后金有所来往。后孙承宗督师辽东，令其给粮饷器械于新归之辽人，负责修筑宁远。“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态度消极。孙承宗得知后，曾一度想处死祖大寿，后在袁崇焕等人的请求下逃过一劫，然孙承宗对祖大寿的态度依然不见好转：“祖大寿之族人阑出觉华，立斩其主者，而奴之水谍绝矣”。可以推知，此时的祖大寿对孙承宗既敬畏，又惧怕，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三年左右时间内，祖大寿的晋升非常缓慢，从孙承宗的《部署将领疏》可以看出，天启三年（1623）二月，祖大寿以参将复授参将管觉华岛水师，金冠以游击管参将事辅之。天启四年（1624），孙承宗在《叙列将官疏》中提到“寨子山参将祖大寿”。祖大寿的父、祖余荫没有对他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若祖氏家族政治势力足够大，则上述现象应不会发生，此时关宁军中其他将领提升速度较快，如宣府籍的满桂：“承宗幕下，文武辐凑，独用桂”。陕西籍的赵率教：“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于朝。擢署都督佥事，加衔总兵”。相比他们，祖大寿的升迁速度较慢，并未因父祖余荫受到眷顾，且明廷大臣对其并不信任。

综上所述，在整个天启年间，辽人、辽将并未受到明朝当局的重视，辽人应募从军者数量较少，以祖大寿为代表的辽东籍将领不受重用。据此可见，天启年间，关宁军不能视作由“祖家将”控制的，具有军阀色彩的“私兵家将”。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期间，祖大寿在关宁军中的地位并不高，这意味着以他为核心的“祖家将”，并未在关宁军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去职之后，关宁军的指挥权逐步落入袁崇焕的手中，在袁崇焕的领导下，以祖大寿为代表的辽人武将由于获得战功，地位开始上升，但始终未形成抗衡中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