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丧事也办的潦草清寡，我爷爷走后他的工作岗位便成了一大空缺，由于在当时时兴顶替制，况且在那个年代能在国企有一份正式工作几乎是象征着这一辈子都有一个打不碎的铁饭碗。

在他幺爸的再三叮嘱下，我父亲的后母这才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承诺让我父亲顶替我爷爷的工位。

谁知他幺爸前脚一走，它后脚便变了卦。许是她见我父亲孤苦伶仃再无依靠，她便集结她当地所有的兄弟姊妹前去集团人事部要求将这个工位保留至她自己的儿子年满18再行顶替，至于我父亲她只字不提。

她以遗孀的身份正大光明提此要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虽是心有不忍却又无法拒绝，只得推诿说是要开会商量后再做决定。

就在当晚，我父亲还蜷缩在那个屋外重新搭建的帐篷时，那几个长年累月于我爷爷同工同乡的过硬兄弟集体罢工，顶着风雨雷电站在办公楼下强烈抗议。

就是这样一番历经呕心沥血艰难战役，我父亲才保住了这个工作，也才有了之后于我母亲相遇的人生轨迹。

虽然那时我爷爷尸骨未寒，我父亲也只是个刚满18岁的莽撞少年。可这一切就像他幺爸说的那样，生活的磨难从不问年岁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