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国热火烹油，大明也鲜花繁锦。

南方自不必说，而北方在与士绅合流后，也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整个国家欣欣向上，甚至在北方爆发出了经济活力在这两年居然超过了南方。

原因嘛，自然是天下大乱，北方的大量土地被八旗占据，而今大明反攻，这些土地自然可以被官府重新分配，然后再杀一批投降清朝的典型，这又释放了一大批土地。

再加上连连战乱，人口下降，人地矛盾没有之前那样剧烈，大量的无主荒地可以进行耕种，而这些士绅说要求全面恢复旧制，其实也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了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当然不全是自发形成的，他带相当一部分正治压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比起大同的新文化，他无疑是最贴近普通大众的。

蒸汽机，纺纱机带来的商品倾销，商品的倾销带来的大量税收，迫使大明官府不得不重视商业，重视市场，所以大明南北的重伤主义气氛浓厚。

而这些士绅在皇权长久的压迫之下，自有其生存之道，基本上是没有人敢招惹皇权的，老老实实在皇权圈定的范围内进行商业活动。

而继社的技术，加上朱由榔官府的整治让此时的大明吏治较为清明。

针对前朝的弊政，做出一些列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便是增加正税，是的，朱元章建立大明，便开始制定了三十税一的税率，这种税率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实行过，以后都没有再出现这样低的税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之后的皇帝都心肠歹毒，而是搞三十税一，收上来的税赋基本上够不上官府的各项开支。

而文帝之时能维持这样低的税率，那是因为当时整个汉朝崇尚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不断压缩官府的规模，官府几乎不管事，是彻彻底底的小官府。

但是后来武帝外儒内法，整个社会组织在这里迎来的重要转折，盐铁官营，国家彻底垄断最重要的民生物质和战略物质，矿山禁采等手段，如此方方面面的控制国民，自然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维持这庞大的官僚机构，自然需要不少开支。

所以三十税一就根本无法实现。

而朱元章搞出三十税一，让整个国家正税偏低，但是国家要维持运转怎么办，只能各种摊牌，杂税，而这种脱离了正常序列收税手段，正是万恶之源。

正税收纳自有吏部，户部，御史台等盯着，但是杂税这个名目一开，又是由低沉官吏加增，可想而知会怎么盘剥百姓。

而大明在增加三响也是按照正税为基税，估算了一下百姓应该能承受三响的增加，但是我们都知道，百姓早已不堪重负，三响一征，更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秧草。

但是文帝之德，文景之治又是历来儒生的社会理想，如继社顾炎武他们也逃脱不了这个定势。早就在南京地区实行三十税一，好在其商品和工业爆发极大弥补了这一亏空。

但是朱由榔掌握大权后，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存在，所以将天下的正税通通变为十税一，这个看着比三十税一要高不少，但任就有些偏低。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农业税是百分之十五。

以此来开，这个税率并不高，但前提是千万别让基层失控，肆意摊派。

除此之外便是商税，商税按照现在的税制，大头便是增值随，所有商品都是加上百分之十六的增值税后售卖的。